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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三十年而已

2020-08-14 19:47 浏览:

上帝嘲笑每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是,如果没有那些人,也许人间不值得。

文 / 吴晓波

1990年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前,我最后一次去外滩,那里的东风饭店被改造成了沪上的第一家肯德基店。我们几个同学从五角场骑着自行车去,排了一个小时的队,花1.2元买了一根冰淇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冰淇淋,以至于到今天,我都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淇淋是肯德基的。

那时的外滩边,都是一对对的小情侣在看风景,号称“情人墙”。我们像小流氓一样地吹口哨,赶走了两对情侣,然后,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看江上的水泥船。对岸的那个地方叫烂泥渡,据说要被开发成一个浦东新区。

吴晓波:三十年而已

2019年,我拍摄《地标七十年》,特地叫上老同学秦朔回到了我们当年吹口哨的地方。身后的肯德基不见了,变成了华尔道夫酒店,眼前的浦东,高楼如林。

江风应识旧少年,无非青丝暮成雪。

吴晓波:三十年而已

进新华社,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做一个大型调研“百家大中型企业自主权落实现状”,两个月里要跑七个省份、一百家工厂。师傅付上伦临行前只交代了我一句话:“当记者的腰板要直,记住,见官大半级。”

跑到沈阳的时候,已经发现国有企业体系如泥潭巨人,举步维艰。我们请沈阳体改委推荐一家典型工厂。拨通厂长的电话,那头是一个咆哮的声音:“你们还来个屁,工资都发不出了。”

我写的第一篇有全国性影响的报道是《百日兼并》。1991年夏天,杭州一家叫娃哈哈的儿童保健品公司并购了全国第七大的国营罐头企业杭州罐头厂,仅仅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就扭亏为盈。这个长篇报道发在《解放日报》的头版,还配了评论员文章。两个多月后,邓小平南巡,国势为之一变。

吴晓波:三十年而已

1991年,我和报道组同事

十年后的2001年,娃哈哈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饮料企业,我写了一本《非常营销》,成当年度最畅销的企业类书籍。又过了六年,娃哈哈与达能因股权发生激烈纠纷,宗庆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动民意,我颇不以为然,在FT中文网写了一篇《“受害者”宗庆后》。宗先生有好多年不理睬我。

后来发现,要当一个好记者,不得罪人恐怕是做不到的,但只要秉性纯正,时间久了,人心自见。我还写过一篇《“病人”王石》,揣测王石有桑塔格所谓的“病人情结”,据说王先生刚一读到时也不太爽,几年后万科创业二十年,王石辗转找到我,一起出版了那本发行将近一百万册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

写《大败局》,是一次没有预谋的创作。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我发现很多风云一时的企业相继爆发危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营企业的集体危机期。

吴晓波:三十年而已

当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泰坦尼克号》,小李子貌美如花,在冰冷的海水里为爱情挣扎。我写了一篇《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全国报刊纷纷转载。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社长见到后,约我把它写成一本书。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书稿既成。我问责任编辑,会打官司吗?她盯着我想了一下说,也许会吧,你怕吗?我说,怕的。在当年,名誉损害官司最高赔50万元。我准备了50万元,然后请了一个律师当《大败局》的法律顾问。

《大败局》发行几年后,我见到瀛海威的张树新,她有点抱怨我在悬崖边的时候又推了她一把。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骄傲的女生,只好强词夺理:“你看,如果没有《大败局》,很多年后谁还会记得瀛海威呢?”树新猛地莞尔一笑:“那今天的茶看来还得我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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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败局》的偶得,《激荡三十年》就是有预谋的了。

2003年,我离开新华社,一时间无所事事,就受邀去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当访问学者。在那里,我明显地意识到美国学者对迅猛发展中的中国的好奇和陌生——其实,这一事实到今天仍未改观。于是,我动了写作一本当代企业变革史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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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一半的时候,王石来杭州看我,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父亲是官员,我母亲是锡伯族农民,那么我,以及我们一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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